所有的书面报告都石沉大海,没有人给我们任何的反馈。果然如王四川说的,虽然我们经历了一切,但是却一定不会告知我们真相。

  本来,到了这时,我们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,理应把我们抽调回地面上。但是,我们最后拿到的命令却都是原地待命,这让我感觉不太对,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们。

  上头是不会解释的,我们只能接受。当时倒也没有什么怒言,本来就算是犯了错误混了过去,也不敢放屁。

  我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卫生连,住在铁网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,和其他的地质队员不在一个区。上头派了一个校官,给我们开了一个小会,讲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,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事情被列为了机密,谁也不能提。

  在另一边的队伍里,也应该公布了纪律,所以没有人问我们,但所有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一支队伍只有我们四个人活下来,会有各种不同的传言。有的说我们差点疯了,因为有人说,我们两个正因为敌特问题而被特别调查。我也说不清楚,他们的眼神里包含的是恐惧还是怜悯,只是无端端有些可笑。

  在卫生连里,我还惊讶地看到了裴青,他的白头发更多了,但显然当时待在仓库里的他们,反而是最安全的。

  我们聊了一会儿,我才知道在我们之前作第一份报告的人,就是他。

  他淡淡地告诉我,他那边有四个人幸存。说的时候,他显得很冷漠,我看着他的眼睛,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  我没有看到老猫,裴青也不知道他的消息,想到老猫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,这样的老狐狸不会死在这种地方吧,也许在司令部那边?不过他是当时跟着老唐离开的那批人之一,很难说结局如何。

  在以后一个月时间里,我们也尽量安分守己,王四川在地质大队这批人里,有自己的小圈子,一点一点地打听,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。但是,它们并不重要。

  我们一天天地混日子,远远地看到电焊的火花到处都是,再加上那些被帆布盖着的苏联装备,我开始确信事情不对劲。

  即使对这里有长期考察的需要,也用不着进行如此紧密的工程修缮,这里的情况,反倒像在进行某种大型工程。

  事情好像并不是要走向结束,而是要开始什么大型准备工作。

  在压抑潮湿的环境下,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不安。

  这种想法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化,到了半个月以后,另一边的地质勘探队,开始陆续撤离,而我们这边配给的伙食,也升级了。我第一次在我们的饭盒里,看到了整只的鸡腿。

  在那个年代,鸡腿这种东西的珍稀程度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熊掌。在大型的集体饭里,鸡腿这种食物的等级之高是很难想象的。

  我那二十多年吃的最高等级的伙食,是在延安一次报功会上,克拉玛依大捷以后,我作为青年代表作报告,当时的伙食里有大豆和咸肉,有三块之多。对于干细粮都没吃过多少的人来说,三块肉的味道之鲜美简直比龙肉都美味,这件事情也成为我最让人羡慕的谈资。

  而再以我弟弟为例,他们后来在东北插队,细粮的配给是一个人一个月半斤,那是什么概念,大米饭从来不是饭,是当糖吃的。

  你可以想象,我看到鸡腿时的震惊,我甚至怀疑自己发昏看错了。等我吃了几口以后,那种油脂爆炒的香味就让我发起抖来。

  那顿饭我吃了整整一个小时,才算彻底把鸡腿吃完,吃完后心里想的是,我要是回去说给我们局里的人听,他们该嫉妒到什么程度。

  王四川倒不在乎,他住在山区,有打猎的习惯,他的手艺那么好,平常打几只野鸡很平常,以后的几顿伙食,虽然再没出现鸡腿,但还是有很多东西,比如说香菇和虾。

  虾是真正的稀缺品,但我却不如吃鸡腿那么兴奋。我出来到处跑赚的工分和粮票几乎都给了家里,我的弟弟知道我辛苦,常在溪水里钓虾,然后做成虾干寄给我。我看到虾的时候想起了家里,猛然间有点感伤。年少轻狂,这种感觉我很少有,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又是格外的感触。

  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,我一边还是偷偷往医疗区跑,想去见袁喜乐一面,即使见不着,能在她帐篷外面待一会儿,感受那种距离,脑子里想象当时在一起的事情,也总能让我宽心一笑。

  其实在那时候,我可以托王四川找他那个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打听,但我终究开不了口,原因里掺杂了害羞和顾虑。而最主要的,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我害怕被他们追问。

  这种煎熬一直到一周以后才消失,那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去医疗区溜达,忽然发现帐篷门口的警卫撤掉了,帐篷的门是敞开的。

  我愣了一下,还以为自己走错了,仔细一看才发现就是这里,立刻浑身一阵冷战。

  袁喜乐的帐篷也解封了。

  这说明什么?是她和马在海一样不治身亡了?还是说她也痊愈了?

  我摇了摇脑袋,把不祥的念头撇去,看着洞开的帐篷忽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以前来的时候,每次都盼望能进去,现在门打开了,反而又不敢了。

  我忽然发现,其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姿态去面对袁喜乐。

  在门口待了半天,我才勉强压下心头的悸动,硬着头皮走了进去,进到帐篷里的那一刻,脑子几乎已经一片空白了。

  可是,我马上发现,帐篷里没有人,床上没有人,被子掀在一边,吊瓶却还挂着。

  我走了一圈,走到她的床边,摸了摸她的床铺,想着她躺在上面的情形,也许她出去放风或者做检查去了,起初的激动慢慢平静了下来。

  “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正发着呆,背后忽然有人说话。

  回头一看,一个中年护士正怒目瞪着我。

  我也是伤员之一,她也照顾过我,我立即道:“我来看望袁喜乐同志,她是不是没事了?”

  “她去做检查了,白天都在其他帐篷里,晚上才回来。”她道,“这里是女兵帐篷,你要探病得先约时间,找你们领导组织大家一起来。”

  我道:“我看见警卫撤走了,以为可以来探望了。”

  “一个一个来病人还要不要休息?”她拿了桌上的一只铁饭盒往外走,估计要去食堂打饭,“你别在这里等了,她回来我也不会让你单独见的,回去吧,记得把帐篷门拉上,回来以后如果你还在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  我叹了口气,忽然有点失望,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她了,结果还是看不到。晚上这里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,我不可能等她回来。

  把病床整理了一下,我又看着床铺发了会儿呆才准备离开,走了几步,我忽然想给她留点什么,让她知道我来过了。

  摸遍身上,我只摸到一包烟,瞬间叹了口气,想到了当时在避难所里她也要烟抽的情形,不由得有些难过。我抽出其中一根烟,把烟盒子塞到了她的枕下,终于转身离开。

  出了医疗区抽上烟,我忽然觉得心中的各种浮躁稍微平复了些。又想着袁喜乐能不能发现烟盒是我留下的,起了一刹那的错觉——我正躺在她的枕头下,等她回来。

  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再去找她,因为从起床开始,我就开始学习各种思想语录,都是指导员在营地里组织的自发性自学。本来政治觉悟就是我们的弱项,根本学不进去,再加上没法去看袁喜乐,我更加有了厌烦的感觉。

  在这段要命的时间过去后,后来被我们称为“赶鸭子”的第一次通气会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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