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,回到了地面上。

  外面有很多人,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。

 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,走上了临时的栈道,在中段,我遇上了王四川,他竟然在半路等我。

 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,但并不感动,因为如果是我,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,不仅是情谊的问题,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。

  对视中,他问我道:“成功了?”我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什么。

 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,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,偷偷爬上火车,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,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。

 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,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,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。

 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,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,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。

 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。

 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,但这不太现实,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,事情会很难办。

 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,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,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,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。

  王四川觉得可行,我们查了地图,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,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。

 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,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,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,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,四周又全是山。

 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,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。

  快到夏天的时候,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,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,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,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,来换取粮食。一直挨到立夏,我们才走上了回途。

  不能去单位报到,我先回了老家,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,说自己做了逃兵,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,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,先藏了起来——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,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。

 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,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,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。

 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,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,只好回老家,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,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,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。

 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,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,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。

  另一边,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,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,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。

 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,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,决定去找她,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。

  那段时间我蓄了胡子,一眼很难认出来,倒也不是很担心,身上的证件齐全,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,吃饭坐车什么还都是免费的。

 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绝密的一个项目,我知道一切都绝不可能在表面上被查到,但是,袁喜乐还活着,我一定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她。

  她是东北人,我走遍了东三省几乎所有的医院,一路上,经过了不少地方,除了东走西看,空下来的时间,就是想着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

  那些日日夜夜,说实话时间真的不长,但闭上眼睛,一切却仿佛都在眼前。

  然而,袁喜乐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,无论怎么寻找,都没有一丝线索。

  我从坚持,一直找到绝望,再找到麻木,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王四川,我的心里,已经认定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。

 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矿上工作,他的父亲权力很大,他顶了一个身份,也不求发展,只求能在那个小地方安稳地待下去。

  他看到我的样子,说会想办法让他父亲也帮我项个身份,被我谢绝了。

  “文革”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,各种运动风潮涌动,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,在这个时候,还是小心一点好。

 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,他听了我的遭遇,提醒道,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,当时最合理的情况,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,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。

  袁喜乐是孤儿,会由单位负责,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。所以,很可能不在东北,而在南方。

 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,她的名字很奇特,重名的情况会很少,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,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,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。

 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,却还是没有消息,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。

  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。

 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,成都的冬天,少有地下着冰雨,十分的寒冷。

  我刚找到医生,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,想去病房看看,走过走廊的时候,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。

 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,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。

  我走了过去,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  她转过身来,我们四目相对。

  我想说话,但是那一刻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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